阿公去過阿拉伯

家庭相簿裡有一張泛黃的照片。阿公在阿拉伯做工時拍的。

是的,阿公去過阿拉伯。我們坐在花蓮老家水涼的磨石子地上,看著那張照片,想像那空間與時間都無比遙遠且遼闊的場景。老照片為證,黃沙滾滾,邦查男子正值壯年,和白巾包頭中東男子合影,唇邊斜斜叼著菸,恣意瀟灑,不可一世。

阿公去過阿拉伯。

阿公種田。種水稻。他每日駕駛農車,從家裡往返壽豐火車站後不遠處的水田。阿公嚴肅,不苟言笑,只有在酒醉時才愛笑愛鬧,「我以前去過阿拉伯喔」——也是那些時候我們才會聽見他提起阿拉伯的事情,儘管阿公喝醉的狀態並不常見。我們都猜那是因為他小時候受日本教育——除了去過阿拉伯,唸過三年公學校也是他少數會在醉酒時引以為傲的事情之一——和身為家中老大,所以個性才那麼寡言實際。作為大哥,他將在月眉老家的地與房子讓給弟弟,自己下山到壽豐買地開墾,成家、立業,年紀輕輕就是一家之主。從小到大,儘管住同一屋簷下,我與阿公卻極少交談,大多時候都是喚阿公吃晚餐,喚阿公洗澡。就連喜好,他也極少展露。偶爾收到朋友親戚送的洋酒,也是切切端詳一番就收起來,等著什麼場合再拿出來。從不貪什麼,從不圖什麼。即使身為看天氣吃飯的農人,也從不迷信。

這樣一想,阿公去阿拉伯,說來驚奇,卻也不是什麼太難理解的決定。民國六零年代時,部落裡家家戶戶總有男丁,順應政府與沙烏地阿拉伯的經濟合作計畫,出國打工。他們在阿拉伯蓋房子,賺回來的錢,也拿來蓋房子。過了兩三年,部落裡一間間木板茅草屋就這樣變成了水泥屋。我家正是如此。 阿公去過阿拉伯。

花蓮有什麼好玩的?

每次被這樣問,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。花蓮是玩的地方嗎?我從來不曾真的「玩」過花蓮。從小在花蓮長大,我已太習慣此地生活╱生存的氣味,以至於從來不曾聞見。那是眼前無出奇之處的山、無出奇之處的溪河、無出奇之處的田。是阿公赤腳從田裡帶回來,踩在磨石子地上的細土。無所娛樂,百無聊賴是生活。是家。

於是我每次想起花蓮,想起的往往是這樣朦朧難以言說的感覺。那甚至不是當今人們所說的「生活感」——所謂重視當下、注重審美細節的生活方式——而不過是極單純日復一日,無暇多想的務實,層層覆疊,像那些忘了撕而厚累的日曆,像無所雕飾的水泥平房,像山。

像阿公。

阿公的田並不很大,或許不到一甲地。兩片田分別在平直的產業道路兩側。順著路往南北向望,山脈開在兩側,翠蔚開闊。田邊搭了簡單的小農棚,放農具。小農棚旁一株楊桃樹。每到產季,野楊桃落滿地,廚房裡的小臉盆總會有幾顆撿回來的好看果實。寬一些的田梗上隨意種植地瓜、茄子,龍葵與野苦瓜生長繁茂。整塊田巡一圈,可以摘採一桌菜。

農忙的時候,叔公、大伯都會回來幫忙,家裡進出熱鬧,屋前空地鋪滿橙黃稻子。我記得那時候阿公話會說得多一些,人看起來也意氣風發一些。當然是可以意氣風發的,畢竟那田裡長大的米餵全家長大。我們家從來不需買米。我仍記得剛打殼回來的新米,氣味鮮靈透著草甜——我這輩子再不可能吃過那樣好吃的米了。但我當時並不知道。

阿公也捕魚。偶爾去七星潭海釣、偶爾去荖溪撈魚。家裡的餐桌上總是不乏野菜與魚肉。我愛看阿公在屋後幫浦旁開著水處理魚。磨刀石過刀,橫刮魚鱗,切開腹部,掏取褐紅色生厲的內臟。我蹲在旁邊看,也不覺得噁心。一老一小安安靜靜,一條魚一條魚地消磨。

阿公也上山。他偶爾扛一捆Dong’ec回來——漢名大概叫黃藤吧,總之我們普稱處理過後挑出實用的那段為藤心。Dong’ec苦但極美味,通常和豬肉或雞肉一起煮成湯,有什麼放什麼。也極之偶爾地,阿公會隔日才歸,帶回一些獵來的肉,那天的晚餐便多了一些新鮮滋味。獵來的肉通常較硬,我們幾個孫子邊嚼著肉邊開心亂叫,「阿公這是山豬喔?」阿公一逕斂眉進食,從不多言,低低哼一聲「嗯」便作結,看不出任何驕矜的情緒。我們或許想聽阿公活靈活現地說他在山上如何裝設陷阱、如何在山林間衝鋒陷陣,和山豬野羌搏鬥,但阿公從未多談過什麼。

這是一個可以養活家庭的人。或許這就是為什麼,當我想起花蓮,想起我那最直覺的家,我第一個想到的是他,而不是我爸或我媽。所有我記得的他的身影,無不是從這片土地上摘取什麼、獵取什麼回來,為生存與溫飽。要真的說有什麼娛樂,或許也就是待在家裡休息一日,和朋友小酌,切個生魚片佐酒,便已是十足樂趣。

花蓮有什麼好玩的?對這一點,我倒是完完全全受我阿公的生活時曆潛移默化:沒有什麼好玩的。上山下海踩土溯溪,從來就不是為了冒險或刺激。那是生活之不得不然。

有一次表姊帶朋友來:「朋友說想去爬山,去玩。」阿公皺眉回:「有什麼好玩?」我爸對於那些上山下海樂此不疲的人,也往往沒有太大好感,對電視新聞上需要搜救的山難,總覺得是山友自找麻煩。「老一輩的人千方百計搬下山,你們這一代反而愛往山上跑。」見識過生存艱難的阿美族人,通常莫不吭聲,對於族群認同這件事情沒有太大感想。都好,只要能活得好一些,都好。阿公未曾對政治發表太大的意見,他最大的政治表態是:「那都騙人。」對電視哼哼聲,復去農忙。

作為一個家裡幾乎沒有人與漢人聯姻的人,我漢化的程度頗高(我想我們這一代無可避免地多是如此)。有趣的是,我也時常被漢人友人笑膽小:不敢溯溪、不敢爬山、不敢冒險,怎麼這麼不像原住民。

確實不像。但那也是因為阿公耳提面命:沒事不要上山下海。很危險。

我時常覺得,這樣的話從一個真正會上山下海的人嘴巴裡說出來,格外令人感覺到敬畏自然的重量。

這也導致我生長在花蓮,學得最會的,便是安分守己。所有人寧可我待在家裡唸書,裝備知識,去台北再冒險。那才是真正該冒險的地方。同樣是為了生活與生存,台北可以獵得更多——例如,錢,例如,階級地位。但水泥屋更升級一階,可以改蓋什麼呢?台北的冒險,究竟值得什麼?

阿公鮮少出遠門,因總是放不下農務。於是,回頭想想他那趟去阿拉伯工作,竟一去經年,更顯難得。阿公字識不多,聯繫家裡,不靠書信而靠錄音帶。我好奇錄音帶裡說了什麼,但帶子早已佚失。唯一可資證明的除了相簿裡那幾張老照片,便是一件阿嬤從衣櫃理掏出來的墨綠色羊毛夾克。那時候我放寒假回家,天氣冷,阿嬤便回房間摸索一陣,變出這件放了數十年卻仍簇新的老衣服。「我買給他去阿拉伯的,但他都不穿。」阿嬤不由分說地將衣服遞給我,「給妳吧,或弟弟拿去,台北比較冷。」

我第三百次問坐在旁邊看電視的阿公:「阿公,你去阿拉伯的時候怎麼樣?」

「很多沙子啊。很熱。」

「你會想家嗎?」

阿公沉默許久,久得像我從未問過這個問題。他終究沒有回答。

我大學畢業典禮那天,阿公上來台北。

我和媽媽在公館捷運站三號出口接他。電扶梯把阿公緩緩送上來,我看著他出現在城市景象中,那樣的違和與錯置感一度讓我難以應對——阿公是真的在這裡——當時的感覺無比清晰,那一瞬間於我,是整個花蓮就此具象在我眼前——他從頭到腳,無一處不受花蓮的山風海雨砥礪打磨,甚至花蓮就隨他移動,迤邐在北上的鐵軌,拉得長長的,到這裡來。那不是來到了台北,而是花蓮來到我面前。是直面了故鄉,我才明白自己想家。

以巡田而言是踏實小心的腳步,在水泥鋪磚地上就顯得格外慢;在花蓮田間顯小的身形,放在台北,竟顯得肩腰厚實,不亢不懼。我本以為會是相反的。

我們帶阿公去附近的中餐館吃飯,不無討好心態地,點了滿桌菜。畢業季溽熱,他沒吃太多,說沒胃口,但還是打包了一些小點心。儘管如此,阿公看來仍很有興致,他望望周遭的高樓,經過街道商家偶爾流連。台北很多人,他說。

「來拍照。」

用一台我爸買給他的簡單數位相機,我們在校門口拍了一張合照。

後來阿公中風。聽阿嬤說,他是無聲地昏倒在柔軟的田土上。沒有外傷。田裡的土不傷農人。

未久,電影《太陽的孩子》上映,我在黑漆漆的空間裡哭了滿臉。電影說的是花東海岸孩子的生活,對劇情我並沒有太大的印象,但幾乎每一場每一景,都是我成長所見的樣貌。海的樣子,山的樣子,水泥平房,紗窗,塑膠椅,雨靴,田土。門諾醫院出現在螢幕上時,我泣不成聲。那是阿公中風,被救回一命的地方。

中風之後,即便按時復健,阿公的體力與記憶力依然大不如前。他失去的記憶力,在我每次回鄉的問候間刷出許多空白,偶爾已無容我之處。那些時候,我覺得花蓮的風景也就褪色了一些。他忘了的,就是我再無緣得見的了。

也偶爾他認出我,「啊。」他會指指那張我們在大學校門口合照的照片。那張照片在他回花蓮後,洗了出來,裱在老家牆上。照片為證,邦查男子七十許,挺直腰桿和穿著學士袍的孫子合影,眉宇顯笑,神采飛揚。

你要好好讀書啊,以後去阿咪哩卡。他說,頓了許久,忽然想到什麼:我以前啊,去過阿拉伯喔。